不是标题党。千真万确，牛顿同学出生于明朝末年。
虽然大家有点难以接受。
艾萨克·牛顿，出生于1643年1月4日。按照当时中国通用的农历，还是1642年（明崇祯15年）闰11月14日。
1644年，满清入关。
1665年，22岁的牛顿同学发现二项式定理；同年6月，英荷两国舰队之间在英国洛斯托夫特港附近的北海海域发生一次海战；11月7日，《伦敦公报》开始发行，这是现存的历史最长的报纸。
东方，大清康熙4年，吴三桂同学努力地帮助大清剿灭云南造反的土司；尔后，忙着进行地方官署设置。
其他的对比就没有必要列举了。
大约在牛顿出生200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接着《南京条约》签订。
然而，这个200年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似乎在200年前就决定了。
从某方面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其实捏在知识分子手里。
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积极进取，努力探求于科学的“无人地带”时，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忙着官场摆座次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江河日下。
估计在全世界很少有知识分子，像东方某国的知识分子那样痴迷于做官。
这跟财富增长方式关。当社会进步缓慢财富难以实现快速增长的时候，“分蛋糕”比“做蛋糕”更容易“致富”。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基本是砸坏了重新建设，建好了又来砸坏，生产力发展缓慢。因为整体财富增长缓慢，大家不是靠总体财富增长致富，而是靠重新瓜分存量财富致富。而各级官僚，在瓜分存量财富中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当官可以发财。
其次，这跟“价值观”有关。在封建社会，似乎会写诗会做文章比会做一套农具更有地位。“官”与“民”构成社会的两个阶层，“民”有“四民”，依次为士（读书人）、农、工、商。亦即在“民”中，“士”地位最高，因为他们是官员（“仕”）的候选人。做官为读书人的终极目标，那样可以衣锦还乡，耀祖光宗。就算是徽州富商，也设法让子弟读书出仕。而且，他们豪华府第上，都悬挂着“耕读传家”的烫金字木匾，鲜有“商读传家”的。
再其次，统治阶级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基本都是科盲——就是相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依旧多少科盲。在牛顿同学诞生之前约10年，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与世长辞了。 徐光启出生于1562年，卒于1633年，可谓中国17世纪至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第一次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完成《农政全书》，还在历法军事上颇有造诣。可惜的是，他屡次被奸臣陷害，基本不能实现志向。鲜有皇帝因为他是科学家而重用他。
现在，我们都知道，科技才是财富之母，科技才是立国之本。当今富可敌国的人士，大多本身就是科学家——至少整合了一大批科学家。牛顿等人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我们，早该从中学到一些常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