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4月，世界各国、各业都在持续评估、承受、应对着美国“对等关税”带来的影响。近来，经济学人、亚洲时报等媒体也开始讨论，关税战对可控核聚变这类“未来产业”可能带来的冲击。
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一项2025年由一个国家发布，与该国执政者个人意志息息相关，尚不知能持续多久的政策，对于目前看来2045年左右才会进入示范阶段，最早2050年前后才能实现商业化发电，又被视为“终极能源”的产业，能形成多大影响呢？
但正因为这些产业正处于孕育期，远未形成成熟的发展路径，且科研投入、技术攻关、规模化商业化难度极大，现实状况的变动才更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和长期影响。
一些外媒观点认为，更严格的技术限制、更紧缩的人才交流和贸易往来，能够避免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复刻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领域的成功，美国则将因此获得主导地位和竞争优势。
不过，相关分析可能忽视了国际合作对这项“未来技术”的核心推动作用。
目前，1985年启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仍是推动可控核聚变发展的最重要平台。2001年，ITER完成了工程设计；2003年，中国正式决定参加该计划的谈判；2006年，欧盟、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韩国七方签署联合实施协定，启动实施ITER计划，力图在35年左右的时间内打造出“人造太阳”（包括10年建设期、20年运行、开发和利用阶段和5年去活化时间）。不过，受限于技术瓶颈和各国协调分工的复杂性，该计划启动后进度数次拖延、预期成本也翻倍增长，直到2020年7月，其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才在法国举行。此后，随着应对气候危机愈发急迫、净零排放规划陆续出台，清洁能源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发展，再加之核能复兴浪潮，让以ITER为代表的可控核聚变技术、项目迎来加速发展，社会资本也竞相涌入，业界对上述2045年进入示范阶段，2050年商业化落地的目标普遍比较乐观。
但是，近年来国别竞争有逐渐取代国际合作，成为产业、技术发展主叙事的趋势。根据Fusion Energy Base的统计，截止2024年，美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投资额约为56.3亿美元，中国约24.9亿美元，两个国家的单体量级比TOP10中其他国家的总和还高。而在资金快速涌入的2024年，美国投资约13.5亿美元，中国紧追其后，达到13亿美元左右。美国舆论对中国后来居上的担忧愈发强烈，尤其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相继迎来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403秒创世界纪录、“中国环流三号”（HL-3）实验首次实现“双亿度”等里程碑突破后，美国传统媒体、社媒都兴起了“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美国或将被中国赶超”甚至“美国已经落后于中国”等讨论。
受此影响，“如何赢中国”取代“如何早日实现可控核聚变”，成为了美国不少严肃讨论甚至政治议题的核心，一些智库、投资机构甚至商业化公司，提出关闭与中国合作的大门、限制中国从国际合作项目获取核心知识产权、防备中国留学生将在美国的学习成果带回国内、提早防范中国建立制造业和供应链优势等。也有观点建议美国“学习中国打破种种监管限制”。
但是，中核集团核聚变堆技术首席专家段旭、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刘永等专家都曾提到，核聚变能作为未来的清洁安全高效能源，解决的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气候、能源问题，其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合作，更广泛地分享研究成果和技术经验，也是推动全球核聚变科技创新，加速商业落地的最佳路径。诚然，“脱钩”“拒绝合作”或将影响中国可控核聚变的发展，但目前来看，中国在核聚变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已不断加大，部分技术处于领跑位置，且在ITER等分工中的角色也愈发吃重，就在今年，ITER总干事彼得罗·巴拉巴斯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还盛赞“中国在‘人造太阳’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关税战还是缩减人才交流，最终也将伤害到美国可控核聚变的发展本身。
另一个前沿能源产业—工业热泵领域初创公司AtmosZero的联合创始人Addison Killean Stark并非贸易战的坚定反对者，甚至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也曾颇有微词，但在他近期发表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文章中也警示道，在美国目前仍有一定先发优势的下一代技术——如可控核聚变、清洁钢铁、工业热泵等领域，“对等关税”的大规模实施将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他认为，高额的全面关税不仅不会建立长期的经济实力，反而会影响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丧失在出口方面的产业影响力。面对能源转型这个全球工业革新的代际机遇，特朗普政府亟需出台更明智的贸易政策。
实际上，“对等关税”发布以来，特朗普政府也确实在持续调整此前的既定实施计划，包括针对部分国家的90天暂缓实施、对半导体产品暂时实施豁免等。就在4月22日，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还称对华关税政策不以“脱钩”为目标，并预计未来中美贸易局势将会“降温”。（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胡珈萌，编辑｜刘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