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唐代古琴文献抄本首次“数字回归”完整高清出版
·《碣石调幽兰》为现存最早的古琴谱,唯一传世的“文字谱”实物
唐代琴学文献的吉光片羽
——评《幽兰妙指:唐抄古琴文献二种》
金溪(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音乐文献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虽然不缺少广为人知的名篇名作,但从整体来看,存留至今的音乐文献数量较少,又往往分散著录于经、子、集等不同文献部类中,难以集中、直观地呈现其规模;音乐文献往往缺少丰富充实的版本系统,不便于进行文献整理;宋代之前单独成书的音乐文献,散佚问题极为严重,很难以相对完整的面貌流传,大多因零星记录于其他文献而被保存下来,总体呈“碎片化”状态。以上三个特征,都导致音乐文献不易收集、整理与使用,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
2024年,由著名琴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文光先生担任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幽兰妙指:唐抄古琴文献二种》(以下简称《幽兰妙指》)正式问世。此书名来自本书收录的两种极为重要的古抄本琴学文献——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碣石调幽兰》与现藏于日本彦根城博物馆的《琴用指法》。这两种抄本古琴文献首次以完整、高清的形式在国内正式出版,令音乐学界颇为振奋。
《幽兰妙指:唐抄古琴文献二种》
吴文光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两种稀见唐代琴学文献
在音乐文献中,琴学文献又有着独特风貌。琴学文献堪称最早体现出“个人撰著”性质的音乐文献类型。自汉至唐,琴书内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内容上,从记录琴曲的“本事”来源,转为着重记录琴谱、手势、指法;在关注点上,从重视琴歌的文学特征转向重视琴曲和琴技的音乐特征;在撰者身份上,从扬雄、桓谭、蔡邕等士人,转向董庭兰、赵耶利、陈拙等琴家;而在文献背后的音乐行为上,则意味着从重视言志、修身、抒情的士人之琴,转向重视技巧、传承的琴师之琴。这是琴学在中古时期至关重要的转型,也对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轻视的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是唐代,其中一个表现是琴书的暴发式出现:目前可知的唐代琴书约有三十种,不仅远多于前代,而且绝大部分由琴师所撰,足可见古琴的专门研习已形成相当规模。然而,由于散佚情况严重,这些琴书基本未能保存下来,因此研究者在面对唐代琴学时,不仅缺少“声音材料”,还面临缺少第一手文献材料的窘境。
《幽兰妙指》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这两部文献填补史料之阙,呈现了唐代琴书“原汁原味”的样态。卷子本《碣石调幽兰》的书写年代大概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前叶,早已作为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以及唯一传世的“文字谱”实物而为人熟知。然而,自杨宗稷“琴学丛书”收录此谱,到20世纪中期众多琴家合力对《碣石调幽兰》进行释读、打谱与演奏,乃至其后多年间相关音乐史的研究,都是基于清人杨守敬在日获得的、收录于清驻日公使黎庶昌所辑“古逸丛书”中的宝素堂本,但它实际上并非原帙,而是一个影写本或抄录本。直到1970年代之后,旧藏于京都神光院、后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卷子本才逐渐为国人所知。近年来,互联网资源越来越丰富,坊间出现了不少卷子本《碣石调幽兰》的照片,从文字上大体可以识别,但在呈现原卷形制、保存状况、补写补笔等细部书写方面,却难以真正令人满足。如此重要的一种唐抄文献,多年来一直未有可靠的高清版本,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碣石调幽兰》,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琴用指法》与《碣石调幽兰》相比,虽然知名度远远不及,但重要性却不遑多让。作为现存最早的古琴指法类文献,此卷中所记载的指法与《碣石调幽兰》谱多有相合,因此,除了本身的文献价值外,还可以作为“密码本”,在对《碣石调幽兰》的解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学者与琴家用于释读《碣石调幽兰》的“乌丝栏指法谱”,就是基于江户时期儒学家荻生徂徕根据其所见《琴用指法》而作的一个删改本抄录传入中国的。但由于未见原卷,其中的讹误不明之处在很长时间中难以得到订正。
与《碣石调幽兰》不同,《琴用指法》并非对一种琴谱的完整誊写,而是抄集数种琴书而成,换言之,它或许曾是一位琴人习琴过程中所抄录的笔记。其中记有书名与撰者的有三种文献:其一可能是目前可知最早的指法类琴书,出现于北魏;其二则记录了一种类似于梵文的朱笔符号,仅见于此书之中;与这两条独特但仅为孤证的材料相比,对于琴学与音乐史研究具有更大意义的则是第三种,唐人赵耶利的《弹琴右手法》。
赵耶利是唐初最为重要的琴家,在琴曲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称其为“赵师”。他不仅琴艺精湛,并且着意于撰著琴书,目前可考的著作,有《胡笳五弄谱》《琴叙谱》《势法象》《琴手势谱》与《弹琴右手法》,其中前四种均尚有数条佚文留存,唯《弹琴右手法》仅留其名。而日藏《琴用指法》中,不仅收有《弹琴右手法》二十六法,几为全帙,更是抄录三种版本,由此,我们足以经过比勘建立一个相对稳定且完整的《弹琴右手法》文本。
在《琴用指法》重现于世之前,世人所知最早且篇幅较长的琴指法谱,署为唐代陈拙所撰。然陈拙为唐末五代间人,且此指法至早仅能追溯至明人书中,其时代及文献可信性都不及赵耶利《弹琴右手法》。《琴用指法》以高清复原图片印行之后,必然会大大推进古琴技法发展史的研究。
《琴用指法》文字细节,朱笔符号代表一种古琴指法,至今尚未被破译解读。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音乐文献学研究新思路
除了《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外,《幽兰妙指》的出版,也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继琴学研究与音乐史研究两种角度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明晰的音乐文献学思路。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次出版采取了“合璧”的形式。直观来看,这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求全”。然而从文献的生命史来看,其意义远不止于此。一方面,这两部文献在江户时期,由后水尾天皇一同颁赐给乐家狛家,说明在此之前,它们应在较长时间里被保存于同一处。所谓“合璧”,并非现代出版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契合了古人对其性质的认知。另一方面,这两部文献在使用中也密不可分。如前所述,《琴用指法》是解读《碣石调幽兰》最为重要的钥匙,二者一同出版,为研究者对照翻检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这一“合璧”绝非形式化,它向上呼应了历史,向下则指向了日后必然会出现的,更深入、更细化的研究使用。
第二,本次出版体现了对底本完整度的不懈追求。在获得《琴用指法》底本的过程中,有一段“二次购买”的故事,颇令人感慨。起初,虽然日本彦根城博物馆所提供的官方摄制图已是当时最高清、最权威的图片,但在清晰度以及对写本原貌的完整呈现等方面,仍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经过中方专家长时间的协调沟通,日方最终同意使用更为高清的设备,并在中方学者在场的情况下,重新进行拍摄,从而获得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清晰图片。这不仅是技术行为,更蕴含着文献学的理念与方法。近十几年来,随着摄制、扫描等技术的发展,古代文献影印出版的技术难度逐渐降低,古代音乐文献的影印集成也大量出现。在这一情况下,文献学的意识,往往成为决定影印文献质量的关键。缺乏这一意识主导的影印出版,易流于草率,以至于缺失底本的形式特征、版本信息等。本书的出版则不惮辛苦,又付出额外成本进行二次拍摄,追求当下所能呈现的最佳完整度、色泽与质感。此外,将《琴用指法》卷轴背面的内容完整保留于前言册的最后,为学术研究提供最大化的服务。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观赏体验,更是为了传承历史、服务学术。
工作人员正在展卷拍摄《琴用指法》。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第三,本书对底本的一些处理也基于文献学观念。在二次拍摄《琴用指法》时,中方工作人员特意要求展开卷首褶皱,露出其下被遮挡已久的一个“安”字。仅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一字而已,似乎不能造成新的认识。但从文献学角度却并非如此。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吉川英史藏有一种《琴用指法》影写本,与之对勘能够看到,原书的第一种文献前六行已不可见。其中不仅包括“弦名”一条与四种指法,更包括书名“□用指法”与撰者名“□仲孺”,是至关重要的文献信息。这说明,近百年来,这一珍贵文献仍经历了严重且不可逆的残损。而此次展开卷首所发现的“安”字及其位置,恰与吉川藏影写本第四种指法的小字注“右手安”吻合。因此,它不仅仅将原卷“安”字重现于世人面前,更可以用来印证吉川本的可信性,从而为恢复文献原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围绕着《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有很多问题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碣石调幽兰》是于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传入日本?《琴用指法》的抄集者究竟是唐人还是日人?《碣石调幽兰》曾经是哪一部琴谱的一部分?《琴用指法》中类似梵文的朱笔符号,其构成逻辑是什么?如今,《幽兰妙指》这一清晰、整饬、完备地呈现了写本原貌的高清复原件文献的出现,使得学界对这两部琴学文献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广泛和细化。此次出版,是域外汉籍文献回归中的合璧重光,更让两部重要文献不只是在音乐文献生成史上惊鸿一现——我们更可以期待,琴学界、史学界与文献学界以《幽兰妙指》为基础,展开更多重要研究。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5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