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张苗
全国两会结束了，两会上的热议话题仍在延续。
全国政协委员靳东关于“成立国家遗嘱库”的提案，就以超亿次关注量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以及B站热搜榜榜首。
多平台的热议，展现的是老龄化社会的核心痛点——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1亿，遗产纠纷案件频发。“希望建立国家遗嘱库，这个遗嘱库可以像110一样逐渐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让老人了解这个遗嘱数据库，为法院处理有关问题提供支持。”此前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靳东表示，这一建议的灵感来源于自己参演的电视剧《底线》。为了出演剧中的法院立案庭庭长，靳东接触了多个案例，见到了因有无遗嘱、遗嘱能否顺利执行、遗产能否平稳分配而引起的各种纠纷矛盾。
靳东在电视剧《底线》中的剧照
“非常有现实意义！”“不光老年人，我觉得我也需要。”“有助于减少遗产纠纷，促进家庭和谐。”在评论区，网友们讨论热烈。火爆的参与度，映射了遗嘱服务怎样的现实需求、实践困境与未来方向？
民间遗嘱库十年探索：
从“冷门服务”到增长九倍
立遗嘱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根据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以及新增的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都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不过，当发生继承纠纷时，什么样的遗嘱才合法有效、被法院认可？这是一个法律操作层面的问题，专业机构的介入能大大降低纠纷概率。
“遗嘱公证，一直是公证处最传统的业务项目，现在每年有2000人来我们这做遗嘱公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党支部书记、执行主任童丰说，1953年，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前身杭州市公证处成立时，即已开展遗嘱相关服务工作。不过那时的家庭普遍“家底不足”，鲜有遗嘱公证服务的需求。
受访者供图
“靳东的建议，在我们业内也引起了反响。”童丰说，2013年，中国公证协会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工作的通知》，标志全国公证遗嘱库的建成——虽然目前尚无“国家遗嘱库”，但是在“公证遗嘱”方面，有着全国性数据互通的库，“不论国家遗嘱库是否会建立，老百姓对遗嘱这件事情的重视，是会减少很多身后事纠纷的。”
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遗嘱服务的需求渐渐增多，公益性质的遗嘱服务机构也由此建立——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启动，这是全国首个遗嘱库，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建有60余个分库；2016年，浙江民生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南都法律服务所、杭州市上城区家兴继承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设立的公益项目浙江遗嘱库开始运营，这是浙江省首家遗嘱库。
中华遗嘱库遗嘱宣读仪式 受访者供图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说：“现阶段中国家庭对遗嘱还有些陌生，但我们自古以来就重孝道，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毫无保留，自然也希望在过世后，能把爱与财富传承下去。因此我认为，立遗嘱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我干了20多年基层法律工作，接触到很多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就是源于对于身后财产分配不明确，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浙江遗嘱库负责人叶世娟说，“浙江遗嘱库成立前，我做过调查，法院有关财产继承案件中有七成是因为没有遗嘱，而有遗嘱的案子中，有六成遗嘱被判无效。”
在历史沿革、经济发展、家庭纠纷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两家遗嘱库先后建立，而从它们开展的业务量也能看出，立遗嘱已然逐渐普遍。
据中华遗嘱库统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478850人次，登记保管311868份遗嘱。近11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下降至67.82岁，中青年人群的遗嘱保管数量近7年间增长了24倍。
来自浙江遗嘱库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遗嘱咨询人数从2016年的4868人次攀升至46843人次，增长近9倍。中年人群在立遗嘱人群中的比例从2016年的不到3%已经上升到现在的20%左右。
叶世娟（左一）与咨询遗嘱的老人 受访者供图
养老院里的“生死课”：
从避讳到理性规划
“我名下有两套房，今后想留给我的孙女，需要怎么操作啊？”3月11日上午，76岁的吴老太和她妹妹走进了浙江遗嘱库的接待室。
工作人员吕小燕为姐妹俩泡了两杯茶，“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有几个子女？他们对你孝顺吗？”吕小燕没有直接回答吴老太的问题，而是问起了她的家庭情况。
“在浙江遗嘱库，立遗嘱之前，一定要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叶世娟说，在聊天过程中，工作人员要探索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理清复杂的家庭、情感关系，这是立一份严谨遗嘱的必要条件，“更多的时候，是要解心结。”
吴老太和吕小燕聊起了自己的孩子，“我老伴去世早，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和我关系都很好。但是我的儿子，哎！”吴老太摇起了头，不愿多说，“不成器。”
吴老太和女儿聊起过去世后的遗产分配，女儿生活条件优渥，自愿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我知道，她当姐姐的，是希望我把房子传给不宽裕的弟弟。”但吴老太担心遗产交到儿子手中后被败光，“所以想过来咨询一下，能不能立遗嘱，都留给我的孙女。”
在这间咨询室里，每天有近20人吐露心声。他们虽然经济条件有好有差，但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面对死亡。
“在与立遗嘱人的沟通中，我们帮助他们用遗产分配的形式，梳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在叶世娟看来，这是一堂很有必要的“生死课”，是在立遗嘱人坦然面对死亡时，需要直视的隐秘心事。
中华遗嘱库也有着同样的流程。“除此之外，在立遗嘱之后，我们还会为立遗嘱人拍摄‘情感录像’，让他们写下‘幸福留言卡’。”中华遗嘱库江浙沪区域负责人黄海波说。
遗嘱是用法律用语构成的严谨而没有情感波澜的文字，而在“情感录像”与“幸福留言卡”里，立遗嘱人留下的是给家人们的“慢递”信息，是他们最想和家人分享的嘱咐与牵挂。
“老人去世之后，他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遗嘱，有人会觉得老人分配不公，气氛紧张，但看到‘情感录像’‘幸福留言卡’之后，这些兄弟姐妹们总会抱头痛哭。”黄海波说。
几乎每一段录像与留言，都是以祝子女健康、平安、顺利等结尾。有老人在录像里向女儿道歉：“这些年儿子照顾我多些，遗产分配有所倾斜，希望女儿能够理解”；有老人已经为子女规划好了晚年生活，一位老人写道：“妈妈给你买了三份保险，一份在你60周岁以后可以领取，一份在你70周岁后可以退还一万多元。”老人们的情感录像与幸福留言，拼凑出的是一个个或温暖或令人唏嘘的故事。
“当他们在考虑好财产分配，字斟句酌说出、写下对家人的话时，就是在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黄海波说，在一份份用词精准、不含感情的遗嘱之外，情感录像与幸福留言才是立遗嘱人对家人最想表达的隐秘情感，“这不仅是立遗嘱人的‘生死课’，更是继承人的‘生死课’。”
“身后事”也是“身前事”：
追问自己如何让生命的谢幕少些遗憾
立遗嘱需求度最高的地方，莫过于各个养老机构。
在全省首批五星级养老机构之一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常年住着1000多位老人。每个月，来自律师事务所与浙江遗嘱库的律师、工作人员，会为这里的老人们开设两场咨询活动，帮助老人们理清遗嘱思路。
“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对每位即将走到生命末期的老人，我们都会咨询他们的医疗预嘱、法律遗嘱、身后事嘱咐，有没有心心念念的遗愿，希望有怎样的临终生活质量。”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芸汐工作室”负责人秦芸说，“我们希望每位老人能按自己的意愿活着，也能按自己的意愿死去。”遗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能让老人们将死亡建立在意义感之上，对死亡不会感到特别恐惧。”
这里是老人们人生的最后一站。在食堂里、公园中、棋牌室，老人们并不避讳死亡的话题，“小秦，我的子女都在国外，我想在去世前，把财产都买成呼吸机，供我们福利中心需要的老人们使用。”92岁的王大爷精神头很足，每一次和秦芸聊天时，都不忘重复一遍身后事，“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
“像王大爷这样，愿意谈论如何处置自己房产、存款的，往往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确定感更强，生活质量也会更高。”因为工作关系，秦芸已担任过十几次“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当继承人远在外地来不及看望老人最后一眼时，她为多位老人进行过遗嘱录像，倾听他们最后的挂念，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有位老人没有子女，坚持把房子留给住在上海的有精神残疾的侄子。在强撑着录完遗嘱视频后，她笑得很安详，说终于完成了心头的事。”在秦芸看来，这就是遗嘱带给老人的意义感。
而当死亡即将到来时，老人们需要考虑的还有自己的安葬方式、是否遗体（器官）捐献，更重要的是“生前预嘱”，也就是决定好接受或不接受哪些医疗护理方式，这关系着自己能否“尊严死亡”。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工作人员在养老机构现场办理遗嘱 受访者供图
“每个月，我们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都会进入社区，为老年人宣传‘身后一件事’。”童丰告诉潮新闻记者，对于老年群体，遗嘱有没有必要立？财产应该怎么处分？希望留下怎样的“生前预嘱”，都应该在有判断力、思考力时考虑清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在童丰看来，这不仅是老年人的专利，中年人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思考，“当更多人开始讨论遗嘱与‘身后一件事’，本质上是在追问，如何让生命的谢幕少些遗憾，多些温情？”关于成立国家遗嘱库提案的热议，或许正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年人开始代入立遗嘱的视角，从而审视自己的财富与亲情，当生死议题不再被遮蔽，每一份“身后事”的从容规划，都将为生者注入更多温暖与力量。
（来源：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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