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是英国最近、最早的殖民地。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在这里实行惨绝人寰的殖民统治，政治压迫、民族歧视和经济掠夺多管齐下，使爱尔兰民族经历了可怕的灾难。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19世纪，英格兰人口迅速增加，但爱尔兰人口却因土地掠夺和农业灾荒所造成的大批死亡和流亡而急剧减少。
爱尔兰人流亡
英国殖民者用剑与火把这块国土变成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此时的爱尔兰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一位法国记者断言：“我虽然见过森林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带着锁链的黑人，但真正的人间地狱却是在爱尔兰见到的。”
自1830年以来，英国政府颁布了40项强制性管理法令，但始终不能征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人。
离开家园的爱尔兰人
不可否认，在19世纪前期，英国也有少数较明智的政治家出于政治安定的考虑，试图改善对爱尔兰的统治，但多以失败告终。30年代的格雷内阁和墨尔本内阁曾因此分裂。1846年，爱尔兰发生动乱，皮尔政府提出《爱尔兰人民人身保护议案》，遭到政敌攻击，他被迫辞职。以后20年里，政府要员都力图避开这一敏感问题。
1868年，著名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年)就任首相之时，爱尔兰局势相当紧张。早在10年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史蒂芬斯等人就创建了一个革命团体——“芬尼党”，目标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本杰明·迪斯雷利
1867年2月，芬尼党成员在都柏林等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失败后许多爱国者被捕。同年秋，英国政府处死3名芬尼党人，激起民族义愤。不久，芬尼党人为营救战友，组织武装越狱，酿成重大流血事件。全国舆论大哗，迪斯雷利踌躇不决，格莱斯顿步步紧逼。1868年3月28日，格莱斯顿提出议案，要求立即取消爱尔兰国教会的官方资格，实行宗教宽容，缓和天主教的不满情绪。
格莱斯顿
迪斯雷利进退两难。他深知镇压措施会激起非国教教徒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反对，而实行让步会引起怀有狭隘民族情绪和宗教偏见的国教徒的反感。当下院以65票的多数通过格莱斯顿的议案时，他只好恳请维多利亚女王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
竞选中，自由党为获取选票，提出了“宗教平等，给爱尔兰以正义”的口号。可事后格莱斯顿也陷入困境。
格莱斯顿
大约20年前，他就对英国传统的爱尔兰政策产生怀疑，从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主张采取自由主义立法，废除国教在爱尔兰的统治地位，发展教育和解决土地问题。格莱斯顿如此而为，还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想借此获取爱尔兰民族议员的支持，以加强自由党与保守党对抗的力量。鉴此，他在组阁后即宣称：“我的天职是绥靖爱尔兰。”
1869年，格莱斯顿实施了取消英国教会在爱尔兰国教地位的法令，使之成为可以自由加入的宗教团体。自此，天主教会和国教会平起平坐。国教会不得随意勒索当地人民。1870年颁布《爱尔兰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得随意驱逐已交纳地租的佃农；对于无法交纳者，地主在收回土地时应对佃农所建造的房舍和农业设施给予补偿。
爱尔兰人
另外决定由政府提供贷款帮助某些佃户赎买土地。土地法令颁布后，多数地主激烈反对。他们借机抬高地价，使佃农购买土地的愿望落空。格莱斯顿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计划草草收场，自由党声誉受损。
1880年，格莱斯顿第二次组阁，发现爱尔兰问题更加棘手。1873年，艾萨克·巴特建立了爱尔兰自治联盟，主张废除英爱合并法令，恢复爱尔兰政府和议会。次年大选，59名同盟骨干成员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组成了独立党团。
查尔斯·巴涅尔
1875年，民族主义者查尔斯·巴涅尔进入议会，他与巴特等人用多种方式干扰议会工作，向政府施加压力，并把议会斗争同院外自治斗争结合起来，争取民众支持。1877年，巴涅尔当选为联盟主席，加强议会外宣传鼓动。
两年后，自治运动同一个新的农民组织——土地同盟结合起来。土地同盟创始人迈克尔·达维特是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杰出领袖，十多年前就参加了芬尼党。他深知自治问题同土地问题的关系：不摧毁英国在爱尔兰的地租剥削，英国殖民统治就无法根除。在土地同盟的号召下，爱尔兰人民发动了抗租运动，实际上开始了200年来最大的一场反英起义。
反英起义
巴涅尔很快参加了土地同盟，并因其显赫声望当选为主席。一年后兼任爱尔兰自治派主席，一身二职，有助于议会内外斗争的密切结合和集中领导。在历届大选中，爱尔兰自治派的人数逐渐增加。1885年后增加到80余人。他们利用自由党和保守党实力的相对接近，在议会投票中左右局势，成为不可低估的“第三党”。
查尔斯·巴涅尔
为了安抚爱尔兰，1881年格莱斯顿提出一个新的土地法案，在下院辩论58天才得以通过。它基本上满足了土地同盟关于实行公平地租、固定地租并准许爱尔兰佃户自由出售农产品的要求；规定地租减去两成，租率15年不变，其间佃户可以自由出让其耕地，但地主不得任意驱逐他们。
《土地条例》颁布后，巴涅尔攻击自由党政府想用土地问题抵制自治，并立即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新主张。格莱斯顿失去了耐性。他颁布了《强制条例》，逮捕了巴涅尔、达维特和其他1000多名土地同盟成员。爱尔兰人民怒不可遏，开展更加顽强的抗租斗争。他们烧毁地契，围攻地主庄园，破坏农业设施。爱尔兰出现了罕见的“土地战争”，芬尼党更加活跃。
土地之争
格莱斯顿见镇压无效，指派约瑟夫·张伯伦到狱中与巴涅尔密谈，达成所谓协议。巴涅尔急于出狱，应诺制止暴力和恐怖行为。格莱斯顿则答应颁布《欠款条例》，帮助那些欠租的佃农。巴涅尔立即获释。
不料数日后，新任爱尔兰总督卡文迪什被芬尼党暗杀团误杀。格莱斯顿立即颁布了《防止罪行法》，建立特殊法庭，破坏土地同盟的组织，逮捕芬尼党人。爱尔兰自治派也受到极大限制。格莱斯顿企图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计划至此流产了。
1885年6月，保守党联合爱尔兰自治派否决了政府的决议案，格莱斯顿辞职下台。索尔兹伯里侯爵成为英国最后一个贵族首相。他为了缓和爱尔兰人民反抗情绪，按期终止《防止罪行法》，拨款500万英镑帮助爱尔兰贫苦佃农赎买土地，任命一向赞成爱尔兰自治政策的卡拉丰为爱尔兰事务大臣。
索尔兹伯里侯爵
可是，卡拉丰到达爱尔兰后，除与巴涅尔会谈外，并无实质性的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措施。巴涅尔很快失去了耐心，他通过其情妇奥谢夫人与格莱斯顿联系，探询自由党党魁的真实态度。但格莱斯顿拒绝与巴涅尔重新结盟，他想把实现爱尔兰自治的任务推给保守党人。
11月大选开始后，巴涅尔依旧对格莱斯顿耿耿于怀，号召爱尔兰人投保守党的票。但最终自由党还是获得了335个席位。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派分别获得249票和86票，两党的议席正好和自由党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格莱斯顿仍希望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党的联盟能继续下去，以便自治案能在上院顺利通过。可是，保守党领袖安之若素。同时，以哈廷顿为首的自由党右翼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顽固反对爱尔兰自治。
哈廷顿
由张伯伦领导的帝国主义激进派则警告格莱斯顿对此问题持慎重态度，尤其不要使大英帝国失去爱尔兰。1886年元旦，被保守党捉弄了的卡拉丰悻悻辞职。1月下旬，索尔兹伯里宣布，他将提出一个更严厉的《强制条例》。格莱斯顿没有做好自由党各派的工作，在挫败保守党后匆匆上台。
张伯伦
由于新政府无疑会赞成爱尔兰自治，哈廷顿等人拒绝入阁。张伯伦勉强入阁，但在内阁中担任次要角色，心怀不满，对爱尔兰自治计划持冷淡态度。这时，格莱斯顿本应对他做些说服工作，或委以重任。可他起草法案时未同张伯伦协商，也不理睬他的地方政府改革计划。张伯伦突然辞职，自此成为格莱斯顿的死敌。
4月8日，格莱斯顿的第一个《爱尔兰自治案》提交下院，内容有：在都柏林建立爱尔兰议会，它在伦敦帝国议会的管辖和指导下处理爱尔兰事务；爱尔兰行政上实行责任内阁制，但内阁的组成和存废，均需由女王任命的爱尔兰总督裁定；爱尔兰各种重要权力，如军事、外交、财政和关税等，仍由帝国政府代管。
爱尔兰自治案
可见，此案相当保守，但还是在二读时被否决。以张伯伦为首的93名“自由党统一派”同保守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格莱斯顿。老首相无计可施，只好于7月举行大选。“自由党统一派”公开与自由党其他候选人竞选，却与保守党互相关照。结果，自由党仅获191个席位。索尔兹伯里再次组阁。
保守党在下院地位稳固，就不介意爱尔兰自治派的支持了。不久，巴涅尔因风流韵事受到舆论谴责，政治上陷于被动，心情恶劣，很快病故。自治派因此元气大伤。
查尔斯·巴涅尔
1892年夏季，耄耋之年的格莱斯顿重新赢得了爱尔兰自治派的支持，第四次就任首相。翌年2月，他在下院提出第二个《爱尔兰自治案》。
它与1886年自治案大同小异，同样规定爱尔兰政府和议会不得拥有军事、关税等重要权力，没有提到北爱尔兰问题；新颖之处是规定爱尔兰可向伦敦威斯敏斯特选派80名议员，并允许爱尔兰贵族进入英国上院。这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分子妥协。
为使此案通过，84岁的格莱斯顿在85次会议上舌战张伯伦等人，直到9月1日才在下院以34票的多数通过，却在上院被轻易否决。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计划化作泡影。
历史一再证明，爱尔兰的自治、独立和统一，还需要爱尔兰人民的继续反抗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