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名状》是根据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张文祥刺马案”改编。“刺马案”位列“清末四大奇案”之首，凶手当场被捉，动机却无人知晓，迄今仍是谜。
马新贻其人，字谷山，号燕门，回族，1821年出生于在山东菏泽。二十六岁中进士，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职。
事实上，马新贻是个清官，并非传闻中的“渔色负友”之徒。在任期间，处理漕运、盐政和河工之弊政，取得了一定成绩，并着手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很受百姓爱戴。
减漕运动：咸丰同治之际，大清朝内忧外患，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各路起义军，清政府也施行一系列政策，缓解统治危机。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减赋运动，主要集中于核定地丁漕粮、裁革部分浮收。
1865年（同治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对当年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进行分别请示；不久会同左宗棠陈奏浙漕应征分数，即按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额减。
减定浮收：不久，马新贻主持制定浙江减定浮收章程，与藩司蒋益沣、粮道薛时雨等人，访查各州县征收漕南旧规，除保留正常办公开支的规定外，其他的都改为新章。其中以裁革海运津贴所省最多。
两淮盐法：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后，兼管两淮盐政，他立即着手进行了很多调整。但他也明白：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
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遂令各归各行买卖，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员监盘。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免为行户假托、商贩藉口”，故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随即得到马新贻的批准。
由于马新贻延续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两淮盐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区也实行“循环给运”，结果导致票盐名称虽存，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
投身河工：赴任浙江巡抚不久的马新贻，即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指出浙江海塘关系紧要，必须加大力度。他还绘制了海塘缺口图上陈朝廷。
1870年8月22日上午10点半，结束校阅的总督马新贻刚刚走进辕门，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一个人。他一边口呼冤枉，一边奔向马新贻，随行人员还没反应过来，此人突然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马便被刺中倒地。刺客没有逃走，只是站在一旁大声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被马新贻卫兵当场抓获。次日，马新贻因伤重身亡。
当时的马新贻，既是两江总督，又官兼通商大臣，身居要职，正是其官位做得最如日中天的时候。此案震惊全国，朝野议论纷纷，慈禧太后接到奏报后都吃惊地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而刺客叫张文祥为何“刺马”？清政府最后结论却是“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张文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被剖腹挖心，以祭奠马新贻。尽管如此，人们对此案还是有所了解的：此案最大嫌疑，莫过于曾国藩。
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靠着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奋勇杀敌，镇压了几支起义军，暂时稳定的时局，因此曾国藩被称为大清的“中兴之臣”。
但是曾国藩是汉人，手握重兵，满清政府对他很不放心，就想扶持一个新势力，对抗曾国藩，马新贻成为满清统治者的合适人选。从当时清政府提出“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马新贻不负众望，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首先裁勇改兵。因为湘军淮军不属于正规军，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武装的民间团练。平时不发军饷，但一旦上战场，就索要比正规清军粮饷还多十倍的饷银。
里面很多是地痞流氓，常常劫掠杀当地平民。左宗棠认为湘军中有大批土匪，曾国藩也承认湘军已经成为长江地区的公害。
当湘军攻占南京后，清政府要其上交收缴的财物，他们却一把火把南京城烧个精光，谎称烧光了，但暗地里，他们却一车车的向湖南安徽老家偷运送财物。被裁退的兵勇很多不愿回家务农，就在江南洗劫为主。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危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于是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据说，当马新贻死后，湘淮军居然公然有人为张汶祥制祭。
“刺马案”的发生，还不如说是方势力对抗中央的领导。满清政府打算强有力的控制全国各地的算盘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