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按通常的理解，是一部之长官，清代因实行满汉双轨制，故而一般认为满尚书是该部的真正当家人，而满汉左右侍郎，则属于从属地位。
但是在文献中，不管是尚书还是侍郎，也不分满汉，都称为“堂官”，那么如此一来满汉两尚书、满汉四侍郎合为“六堂”。这也告诉我们，尚书、侍郎其实地位基本上是一样的，并非上下级关系。
清代的六部是在皇太极时期先后成立的，当时皆以宗室亲王、郡王分管，其地位、权势远在尚书、侍郎之上。
入关之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六部也曾阶段性出现过亲王、郡王管部的现象。但已经不是那么普遍，而且六部之中，亲王、郡王很少有管刑部的，这是因为刑部的工作性质比较专业，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司法知识，是很难胜任刑部工作的。
自雍正以后，更多的时候还是以大学士兼管部务，官方称其为“管部大臣”。而且以大学士兼管部务，似乎已经成了定例。
本来一个部就有六个堂官，加上大学士管部，那么原先的“六堂”就变为了“七堂”，即一个部中有七个堂官。
按照正常的程序，凡大学士管部者，大学士就是该部的最高长官，即实际的当家人；如无大学士管部，那么以掌印尚书为当家者。
当然，掌印尚书未必就是满尚书，很多时候，由于满尚书入部不久，且没有太多的行政经验，这种情况下，往往都是汉尚书当家。
六部中以刑部的情况最特殊，很多时候满汉尚书都不具备专业的司法知识，在处理重大的刑事案件时通常拿不定主意，反而是久在刑部当差的侍郎更有发言权。
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各部堂官是以资历、地位占优的尚书当家，尤其是以满尚书当家者为多。只有刑部是个例外，从乾隆朝开始，刑部堂官能否当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堂官本人的法律素养和在部工作的经历决定的。
有意思的是，刑部是最没有等级观念的，衡量当家做主的标准就是能否熟悉律例，并有没有在秋审处当过职，哪怕是排在最后的汉右侍郎，只要业务能力够强，同样也能当家。
其他五部，则基本上按照正常的等级来划分，即满尚书、汉尚书，以及满汉左右侍郎这一标准。
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清代尚书与侍郎是平行的，不是上下级关系，两者互不隶属，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品级和排名。
比如道光十二年的刑部由大学士卢荫溥管部，满尚书为明山，汉尚书为戴敦元，满左侍郎为鄂顺安，汉左侍郎为史致俨，满右侍郎为恩特亨额，汉右侍郎为戴宗沅。
刑部这七个堂官是如何排名的呢？这一年刑部湖广司在一份公文中，例行向上官汇报工作，因公文内容比较严肃且正式，所以在结尾部分列出了七个堂官的排名，具体如下：
最中间写：大学士管理部务卢
偏左写：正堂明
偏右写：正堂戴
次左写：左堂鄂
次右写：右堂恩
最左写：左堂史
最右写：右堂戴
以管部大学士居中，满汉尚书各居左右，满汉侍郎分居次左右，这很符合等级制度。这也是管部大学士称为“中堂”的由来。
但是细心的读者还是发现了问题，按常理，左侍郎应该排在右侍郎的前面，而在湖广司的公文中，却将满右侍郎排在了汉左侍郎的前面。
这也不难理解，有清一代始终奉行“崇满抑汉”的国策，满人不管在什么时候，政治地位都要高于汉人。
排名只能说明地位尊卑，并不代表实际权力。清代的六部名义上都是采取集体领导体制，不管哪个部，也不分六堂还是七堂，大学士、满汉尚书、侍郎都是本部的长官，他们之间只有品级、位次的差别，没有统属关系。
凡是涉及到重大的部务，以及向皇帝汇报工作，所有堂官都要具名、画稿（签字）才能生效，少一个都不行。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确立，所以侍郎和尚书实际上都处在同一档次。
同样，如果部务出现重大的问题，那么管部大学士以及尚书、侍郎全部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各部堂官们遇事商讨，集思广益，并有满汉相制的意思。
但是前面也说了，六部的堂官们由于资历、势力、性格以及能力的不同，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偏差，这也会让他们的实际权力受到影响。
最典型的就是那种被皇帝临时派遣到六部担任尚书、侍郎的，他们只是将六部作为一个跳板，对六部事务并不精通，皇帝最终是要将他们提拔为军机大臣或大学士，这一类的六部堂官，实际上并不当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侍郎尽管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按照晋升机制，侍郎要想入阁拜相，又必须经历尚书这一岗位，故而尚书的政治地位还是高于侍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