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和文莱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各具特点，且每个朝代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及变化。
宋元统治者都具有极强的开放意识。在对文莱的政治往来中，采取主动的外交方针。海商成为两国间政治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除了沟通两国贸易外，也架构起了两国政治交流的友谊桥梁。这一时期中文间的友好交往为明朝两国繁盛的政治交流打下基础。
明朝中国政F对文莱的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明初，文莱等东南亚国家都被明朝统治者列为友好之国。但15世纪之后，倭人横行于中国东南海域，明政F为了抵御倭人，实行了严厉的、针对东南沿海的“海禁”政策。
但这个政策只是针对往来于中文之间的私商，对于两国间的朝贡往来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从另一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海外诸国称臣纳贡的朝贡体系。
在这个大背景下，文莱和中国之间的朝贡往来急速发展。通过“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的事件，文莱同明王朝建立了比较正式的“藩属”关系。从洪武后期至建文年间，由于胡惟庸作乱和三佛齐的挑拨使文莱和明朝“意不通”，造成了中文两国朝贡中断。
明成祖实行扩张型的朝贡政策，外交上积极主动的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在此时中国也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而文莱受到苏禄和阇婆及爪哇的压榨和入侵，极欲寻找一个强大的依靠，明朝则是它的最好选择。
敕封是确立“宗主”与“藩属国”关系的重大举措，明成祖“遣使赍诏封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为王，给印诰敕符勘合，并赐之锦衣彩币。”通过该事件，中文两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加强。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八年内，文莱就向中国朝贡了数十余次，把中文两国之间的政治交流推向了历朝历代的顶峰。
到了清朝，中文两国间的政治交流从顶峰跌入低谷。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加大了对文莱的入侵力度，文莱最终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文莱根本无力顾及与清朝政F的外交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整个清朝，中国和文莱的官方往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概括而言，宋代至清末中国和文莱间的政治交流呈现出先起后伏的变化特点。宋元中文的政治交流在前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到了明朝两国的政治交往达到顶峰。由于国际时局的变动，整个清朝文莱与中国基本不存在朝贡往来。
由于政F的开放政策及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宋朝时中文两国间不仅官方朝贡贸易频繁，民间贸易也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到了元代，文莱成为了中国海商前往东南亚的主要目的地。这些海商不仅往来于两国之间，更有一些人留居文莱。文莱国的特产，中国的瓷器、丝绸、金属制品，大批量往来于两国之间。
明朝政F一贯采取禁止私商出海的政策，对于官方贸易往来却没有过多限制。对文莱贡使更是采取“厚往薄来”、“减免税收”的政策，文莱贡使看到这项贸易中的巨额利润，前往中国的文莱商人络绎不绝。
明朝政F针对文莱的官方贸易并不是为了获利，更多的是为了宣扬国威，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典型事件。
明朝历代皇帝基本都采取比较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允许百姓下海经商，因此民间商人只能以走私的形式进行贸易。明政F虽然厉行海禁政策，但是不同时期松紧程度不一，中国海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每一个下海经商的机会。
中国海商在文莱除了与当地商民、欧洲殖民者进行直接贸易外，还同第三地商人（主要是日本商人）进行中转贸易。此时欧洲殖民商人和倭人慢慢介入中文两国的贸易中，众多势力犬牙交错，致使中国海商在文莱的贸易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地位也逐步下降。
中国海商在此时也大量移居文莱，他们不仅从事商贩贸易还广泛涉及种植业、陶瓷制造业、航运业及服务业，为促进文莱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在清代虽然中国和文莱之间的官方交往终止了两百多年，但是民间商贸往来并没有停止。中国商人在这一时期大量移居文莱，他们在从事商业贸易的同时，广泛从事造船业及胡椒种植业。众多华人在文莱承包庄园、种植胡椒。
曾经一度垄断整个文莱的胡椒种植业。胡椒贸易也成为两国商贸交往的大宗商品。这些中国商人长期同当地百姓居住在一起，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文莱，极大地提高了文莱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效率。
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文莱内部战乱不断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中文的民间贸易遭受重创。两国间绵延十几个世纪的商贸往来在这个时期基本断绝。
从宋代至清末，中国和文莱的经济交流历经坎坷。从政F的“海禁”政策到殖民商人的入侵，都没能阻止两国商人的步伐，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和文莱的经济交流才能在重重磨难中前进。
宋元两朝由于中文两国间的交往深度不够，体现在文化上的交流并不明显，到了明代则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华人将中国的风俗习惯、农业生产技术、中医药学、蒸馏酿酒法带入文莱。陶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入文莱，但普及程度并不高，到了明代，这一饮食器皿进入文莱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大改善了文莱人民的饮食健康状况。
文莱是一个伊S兰教国家，郑和也是出生于穆S林世家，其船队中也有很多信仰伊S兰教的穆S林，他们除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外还包容和尊重中国的儒、佛、道文化。
这些人抵达文莱后促进了两国的宗教文化交流，这种现象对于华人融入文莱社会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清代，中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除了已有的情况外更进一步，由于华人与文莱当地百姓长期居住在一起，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文莱百姓。
从宋至清末中文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表层的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到深层的文化交流，步步深入。这为两国之间各方面的有好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和文莱的历代交往都以友好交流为基调。政治互访频繁，经济交往活跃，文化交流深入。
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清代中国和文莱的关系，是如何举步维艰的呢？
（一）“有心无力”的海防政策
一个王朝的建立，它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历代统治者多采用“禁海”和“迁界”的方式保证边界的稳定。
清朝也是如此，郑氏雄踞台湾，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将其视为边界大患，试图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采用“禁海”和“迁界”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断绝民间和台湾岛内郑氏的往来，以迫使郑氏投降或自灭。
但是清廷的这项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不仅断绝了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反而使郑氏集团垄断了这项贸易，使他们在与南洋的贸易中发展壮大起来。
清政F对东南亚地区的海防政策有非常多的变动因素，既有国内各方面形势不断变化的原因，也有国际政局震荡的影响。康熙时的海防政策有所转变，起初康熙认为，南洋诸国并不能对中国的海疆构成威胁，因此这一时段的海防政策就较为宽松。
康熙五十五年之后，清朝政F的海疆政策出现逆转。因为这时，大量沿海居民同南洋外敌勾结，且实力逐步增强。东南沿海海盗活动猖獗，在海商抗拒官兵、杀人越货。
这时也有大量沿海人民下南洋成为侨民。“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并且在这一时期西方殖民者相继来到南洋，东南亚诸国殖民地化，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贡舶贸易被西方殖民者垄断。清廷意识到国土东南边境的危机，统治者的戒备心理慢慢增长起来。
在康熙五十六年，清廷颁布了南洋禁航令。雍正朝基本沿袭了康熙对东南亚诸国的海防政策。乾隆继位后，对南洋地区的政策也没有多大改变，还是一贯的严苛。
就连乾隆五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制造的“红溪惨案”，乾隆帝都漠不关心，且认为那些被害的中国人是“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朝廷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到了嘉庆帝之后，清廷的海疆政策再次发生变化，其中对南洋的海防政策更加严苛。虽然例行严苛的海防政策，但是由于清廷军事落后，不能真正保证东南边境的安全。
（二）“因势而变”的贸易政策
清朝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政策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做法，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清朝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政策又多有改变，呈现出多变的特点。
从《大清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悉仍明律”的倾向非常明显，“怀柔远人”的东南亚朝贡贸易理想模式也被清政F继承下来。而且对来朝官员也是倍加礼遇，较明朝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更重视朝贡仪式。
清政F在早期还允许海外贸易的存在，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清初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宽容放任的态度，允许商民的海上贸易，同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也设关征税但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充实国库。
由于形势的变化，清初海外贸易政策也时常出现逆转。从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五年，清政F在这十年里对南洋实行“海禁”政策，当时统治者认为，商船一出洋，茫茫大海，任其所之，朝廷既不能跟随踪迹，也不能保证商船无透越禁洋之实事。
因此，实际上康雍时期对南洋地区实行的是“海禁宁严毋宽”的闭关政策。
乾隆帝继位后局部开放对南洋地区的“海禁”，同时颁布了允许海外商人在外造船的敕令，乾隆十二年之后，东南亚地区中国海商的造船活动如火如荼，主要地区有：安南、暹罗、婆罗洲、苏禄、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等。
“只要有中国人定居下来，不论人数多少，总可以看到这种船”。从乾隆帝后期开始，清政F又盲目沉溺于宗主上国的梦幻中，拒绝和南洋诸国互通有无，力行闭关锁国政策。
1840年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便从清政F的手中丧失，与南洋诸国的贸易交流也被西方殖民者控制。
（三）“先禁止后保护”的移民政策
清朝处在一个世界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近代化和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诱使了移民的跨国界流动，南洋成为中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出于传统国家意识，清朝政F对于南洋移民起初是限制甚至禁绝的。
但是随着国际交往逐步加深，仅靠清政F单方的禁绝是阻止不了中国百姓移居浪潮的。渐渐的，移民南洋逐渐被政F容忍，到后期清政F也颁布了保护南洋移民的政策。
从大体上看，清政F的南洋移民政策是从“自我消极被动性的保护到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清初政F严厉限制百姓移民南洋，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南洋移民可能通盗为匪，扰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治安。
二、清朝统治者受传统大中华思想的影响，认为侨民就是叛徒。
三、清廷认为，南洋移民并不会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好处。
因此清政F在统一全国后力行“海禁”政策。但是沿海人民不顾政F禁令“仍多私自出洋者”。像安海的很多人“乃因清兵毁为废墟，生活频于绝境，辗转流落南洋”。
康熙夺回台湾之后，很多郑成功的老部属前往南洋各国。1734年清廷颁布了禁止流民出洋的政策，乾隆元年又重申该政策。但是此时移民私自前往南洋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大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期，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沿海地区拓展。国内外战乱、灾荒使沿海地区人民日益贫困，土地和劳动力比例也严重失衡，这些居民强烈希望出海谋生。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拓展，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被全面开发。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世界各地劳动力的流动，激起了国际性的移民浪潮。
清朝亦被卷入这股潮流中。由于东南亚殖民经济发展成熟、劳动力不足且距中国较近，列强就用各种手段掠夺中国华工前往东南亚各国。
华人下南洋多以西方殖民者为中介，在途中人民的权力受到严重侵犯，到南洋各国之后处境也不容乐观，排华事件屡次发生。清廷也陆续派领事官前往南洋一带驻扎。清政F慢慢认识到保护华侨的必要。
1893年颁布谕令废除海禁政策，允许人民自由出国。清政F对南洋移民的观念已发生了改变，统治者认识到移民下南洋对国家是有利的：
首先，移民并不会造成人丁流失、税收减少，反而这些侨民会从南洋各国寄回巨额侨汇，缓解国内经济的窘境。
其次，移民在东南亚各国经商，输出中国商品，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工商业发展。
再次，别的国家都竭尽所能保护本国华侨，若清政F对在外华侨采取漠视的态度，就“等于是漠视民命，会引起各国轻视”。
清政F对华侨的态度由过去的禁止和抛弃转变为笼络、保护和利用。这批华侨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并且拥有雄厚财力，为后来清政F的改良做出重要贡献。
进入近代，由于国际时局的变动，西方殖民者加大了对文莱的入侵力度，文莱最终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在这种局面下，文莱政F根本不可能同过去友好的国家继续保持外交关系。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交主权一步步沦丧。这种局面势必影响到中国和文莱间的官方交流。可以说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和文莱的政治交往处于停滞状态。
工业革命后强大的英国一直想在婆罗洲一带建立一个前往中国的远洋贸易中转站。文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英国殖民者的目光。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派人前往这一带活动。
1838年文莱沙捞越爆发起义，这个事件为英国插手文莱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文莱政F无力制止该起义，希望借助外国势力打败起义者。
英国人詹姆士·布鲁克协助文莱政F平息起义，在之后又担任了沙捞越省督。1843年布鲁克以反击海盗为名，招来英国军舰“迪多号”和“萨马兰号”，以武力威慑文莱政F与其达成协议。
文莱政F承诺开放贸易并不与除英国之外的其它大国结盟。之后英国与文莱又签订了《英国文莱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文莱沦为了受英国支配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粗暴干涉文莱的内政外交。
因此在这一时段，文莱国根本无暇顾及同中国的官方交往，英殖民者也不允许文莱同中国有紧密的政治往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屡遭殖民者入侵，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无力照佛昔日的友好邻国。中文的官方交流就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停滞了两百多年。
（一）顺应需求的民间贸易
虽然文莱与中国的官方交往终止了两百多年，但是民间商贸往来却没有停止，络绎不绝的中文商人往来于两国之间，为两国百姓提供各自所需的商品。
从清朝初年至鸦片战争之前，文莱依然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也是中国帆船前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口岸之一。
文莱百姓喜穿中国布帛，衣服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商品已经深入到文莱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燕窝则是中国贵族的奢侈消费品，加里曼丹岛的燕窝品质上乘，更是受到中国达官贵人的喜爱。
作为香料的胡椒也受到百姓的欢迎。两国商人就这样携带者本国特色商品往来贸易，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满足了两国百姓的生活需要。
中国商人在这一时期大量移居文莱，有材料显示，初到文莱的西方殖民者主要是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随着欧洲人的介入，文莱与中国民间贸易受到些许影响，但是中国商人仍然是文莱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文莱商港经常停泊着很多中国帆船，这些帆船大都是中国商人在文莱就地制造的。据克劳福特（John Crawford）记载：
在18世纪末以前，每年有六艘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的中国帆船以及两艘来自澳门的西洋横帆船驶抵文莱贸易……这些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文莱之间的中国帆船，大多是在文莱河口用当地的木料（主要是龙脑树）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其拥有者亦大多是当地的华人。
18世纪之后，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在文莱定居，主要从事造船业和胡椒种植业。据估计：当时有三万余华人在文莱从事胡椒种植业，几乎垄断了整个文莱的胡椒贸易。
胡椒贸易成为中文两国民间商贸交往的大宗商品。大量胡椒运回中国，为胡椒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提供了可能。
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文莱内部连年战乱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文莱国力江河日下并逐步论文西方殖民者的保护国。昔日的文莱已不复存在。中文的民间贸易也在这个时候遭到致命性打击。
居住在文莱的华人也成为了英国北婆罗洲公司管辖的居民和英国殖民者詹姆士·布鲁克家族统治下的沙捞越王国的居民。大量华人也在这一时期迁往外地谋生。中国和文莱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断绝。
（二）华商在两国经贸交往中的桥梁作用
由于政F间官方往来的中断，原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使者，已经不复存在，华商便成为了中文两国交流的桥梁。
居住在文莱的华人与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影响着彼此的经济生活。18世纪中后期，西婆罗洲发现了金矿，移居该地的华侨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力。
到18世纪末20世纪初，居住在西婆罗洲的华侨已经达到3000余人，到了19世纪初，加里曼丹岛的华侨人数已经达到15万人。
这个庞大的群体为中文经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文莱华商以中国商品、中国市场为依托同时参与到文莱的胡椒种植、造船等行业。
在加里曼丹的北部渤泥，大批华人经营胡椒种植园，从沿海向内陆延伸数十里。停泊在港口的五六百吨的大船都忙于接待中国帆船运胡椒。华人在文莱直接经营胡椒种植园，保证了中文胡椒贸易的充足货源。
华侨商人在文莱最主要的还是从事商业，他们初到文莱的时候都是小本经营，后来也慢慢出现了较为富有的侨商。
这些华商不辞劳苦的奔波于中国和文莱之间，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效率。
他们对文莱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们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文莱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丰富了文莱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丝绸、布帛、瓷器、漆器、药材颇受文莱百姓喜爱。文莱燕窝、胡椒也被大批量的运回中国。其次，华商在文莱从事商贸活动，沟通了当地的城乡经济，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
华商在文莱的商贸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城市，还深入文莱的农村。他们收购当地土特产并出售日用品及农具。他们诚信经营，博得文莱各阶层百姓的好评。还有的华商承包种植园，大量种植胡椒。
可以说华商在文莱从事的不仅仅是商贸活动，而是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为两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了文化交流。
通过对两国在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清代中国和文莱的交流受到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大背景影响，官方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但民间交往更加深入。
清朝大量华商移居文莱，并定居于此直接从事生产。另外大量华人与文莱百姓长期居住在一起，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文莱百姓。因此在整个清朝，华商是中文两国各方面交流的重要载体，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今，中文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自从1991年9月30日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双边合作和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扩展，政治上相互尊重和信任，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配合与协调。
两国关系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典范。虽然两国的经贸合作起步比较晚，但两国政F都努力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推动中文间的贸易和投资，并鼓励两国商业部门或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在旅游、石油化工、农业、渔业、制造业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同时双方在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宽。可以说，中国和文莱的关系不仅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和文莱的传统友谊必将谱写出更加美丽的篇章。
